李昕:吊诡人生

Date: 
Sunday, January 14, 2018
Author: 
李昕

和青年人聊天,我知道自己还没到摆老资格的年龄。但谈起一件事,我的口气总是让青年人吃惊。我说自己半个世纪前得过一场癌症。

半世纪前?那是20世纪的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癌症,就是恶性肿瘤,几十年来发病率一直在提升。最新统计,全球癌症发病率在10万分之200到300之间,成了多发病和常见病,这可能和医疗手段进步、检出率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有关,当然也和环境因素变化有关。记得50年前,肿瘤专家告诉我,那时全球癌症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6!而我却成为其中不幸的一员。

我的数学不好,不大懂得概率问题。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自己“触霉头”的运气。近两年知道北京小车摇号中签率大约为1:800,大体相当于10万分之125,算来这概率比起我患淋巴癌的概率还要高出约20倍,而我连续摇了5年在几十次机会中都没有中签。由此说来,我罹患此病,大概只有和中六合彩大奖的运气相提并论了。

问题还在于长期生存的概率。恶性肿瘤是异常凶险的疾病,据《中国保险报》2015年统计,在中国,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只有30.9%。50年存活,基本是不可奢求的事情。试想半个世纪前,不幸进入了“10万分之6”的人们,如今尚有几人健在?

1966年,我在北大附中读初中一年。这年夏天,因为遭遇“文革”,学校停课,校园里掌权的变成了一批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我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得不到参与“革命”的机会,于是索性当了“逍遥”派,回到家里,整天以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消磨时间。

组装半导体是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养成的业余爱好。最初是装矿石收音机,后来采用晶体管,从1管2管,到4管6管,最后一直做到8管超外差2波段,采用的是当时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袖珍型品牌机“牡丹8402”的线路。我已经记不清1966年夏天自己在尝试安装哪一种型号的收音机,印象中可能是超外差6管中波机,线路颇有一些复杂。作为初中生,我并不懂得多少理论,只是按照书上的线路图,将各种元件一一焊接而已。以前也都是这样做,只要线路接对了,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全部安装完成后,接通电池,打开开关,却不响。反复检查,也看不出毛病。身边无人请教,于是想买本书来看看。那时书店里有些指导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书,蛮实用的。

我家住在清华园里。清华的书店位于工字厅和古月堂之间,是一座花园洋房改建的。我骑上自行车,到静斋门前的岔路口,准备向书店方向拐弯,忽然觉得自己左腋窝里有什么东西,把胳膊硌了一下。我伸手一摸,把自己吓了一跳:那里长起一个鼓包,有鸡蛋大小,硬硬的。捏一捏,并不疼,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但是从这时开始,只要左胳膊一动,便立即可以察觉腋下有个异物。

第二天,母亲带我去清华大学校医院。我穿着短袖衫,医生一眼便看到我左小臂上有一条柳叶形的伤疤。问我这是怎么搞的?我说是焊接半导体时,被电烙铁烫的。医生又问,烫完以后是怎么治疗的?我说没有治疗,开始伤口渗出了一些黏黏的液体,后来这些液体自己干了,就结疤了。医生说,就是这个伤口感染,引起腋下淋巴结肿大,是典型的淋巴腺炎。于是给我开了不少消炎药。

那时的清华大学校医院只能看些简单的病,医生给我开药只凭问诊,居然连血象都没有化验。两个星期以后,药吃完了,病却未见好转。腋下那个鼓包依然故我,既未长大也未缩小。于是清华的医生给我开了转院单,让我到北医三院去诊治。

北医三院给我验了血,白细胞和中性细胞都正常,说明没有炎症。但是血沉有些快。医生根据经验,诊断为淋巴结核。其实引起血沉加快的疾病很多,其中包括淋巴结核,也包括各种肿瘤。可能是医生看我的年龄只有14岁,不愿轻易往肿瘤上面去想吧。

于是又吃雷米封,又打链霉素,折腾了一两个月。母亲性急,每天问我,好点没有?我也每天摸一摸,腋下那个鼓包,一直没有变化。母亲觉得不能再拖,要找更好的医院和医生。说来,她在这方面是颇有些办法的。母亲出身于医学世家,她刚刚病故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刘瑞华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开山祖师,她的伯父刘瑞恒作为中国现代外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曾经是协和医院的首任华人院长,而她的弟弟、我的大舅刘国振,现在就在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也是专家级的医生。

母亲让大舅帮忙在医院挂了号,便带着我去了协和。一通化验之后,医生说,这些都不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做活检。我问什么是活检?医生笑着说,就是从你腋下的肿块上取下一点细胞组织做化验,在显微镜下看看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样检查还能不准确吗?

九月下旬,我在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因为是做活检,所以用的是局部麻醉,整个手术过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操刀的医生是大舅请来的,他是后来担任过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和邓小平医疗保健组组长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他和大舅是老友。手术时,大舅也亲自在场,穿一件白大褂站在手术台旁。我则被蒙着脸躺在手术台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可以清晰地听到手术器械咯吱咯吱作响,以及医生和大舅的对话。刀口切开以后,只听吴医生说,“就是这个,应该从这里取样。”这时大舅插话说,“干脆把它整个拿出来吧。”吴医生说,“那好,就整个切下来。”

一个多小时以后,手术结束。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看到吴蔚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瓶子,瓶里有一个淡红色的肉球,鸡蛋大小,四周长着很多茸茸的长毛,像是一条条的血丝。他把玻璃瓶在我眼前晃了晃,微笑着说,“看到了吧?这是你的,等着病理检查结果吧。”

一个星期以后,我去协和医院,拆线并领取病理报告。父母与我同往,但我跑得快,一路走在前面。等我进入诊室看到医生的时候,已经把父母落在后面老远。我问医生,我的活检结果出来了吗?医生并不回答,只问我,你爸爸、妈妈来了吗?等我父母进了屋,医生又对我说,你先到外面去等一会。这时我才预感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妙。

十几分钟后,父母从诊室出来。我问,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母亲骗我说,就是一般的淋巴结肿大,没什么。我不信,一再追问,他们只是闪烁其词。正好那几天我刚过14岁生日,父亲便说,你过生日,我请你吃烤鸭。硬拉着我来到协和医院西门前的全聚德烤鸭店。

三人坐定,烤鸭端上来,父亲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我就是不动筷,说,你们如果不讲实话,今天的饭我就不吃了。父亲无奈,看了看母亲,说,咱们还是告诉他吧。现在不说,做放疗时也得说。听说还要做放疗,我心里似乎意识到什么,一下明白了许多。

父亲压低声音,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切片化验证明,我患的是淋巴母细胞瘤,属于恶性肿瘤。过去清华校医院和北医三院的诊断,都是误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医生说,放疗会有很好的效果。

顿时,我心头一紧,空气似乎凝固,时间也好像停止了。过了好一会,我才问,不是已经切除了吗,为什么还要做放疗?

父亲说,吴蔚然医生切开刀口时看到,我腋下的肿块除了一个大的以外,还有两个小的。因为我做的手术只是“活检”,事前不知道是长了肿瘤,所以不是做“肿瘤清扫术”。吴医生应大舅的要求,顺手把最大的肿瘤切下来,已经是给我们很大的人情了。其实,即使他把另外两个小的肿瘤也清扫了,因为淋巴系统的肿瘤极易转移,手术之后也仍然需要做放疗。

下面的问题就是放疗在哪里做?诊断在协和,治疗也在协和,顺理成章。

1966年10月中旬,父母为我联系好了协和医院放射科,准备开始用X射线对肿瘤进行深度照射治疗。那里看病的人不多,治疗几乎不需等待。我去的第一天,登记姓名后就被直接请上了一台乳白色的大机器,那机器下面是一张床,护士让我躺在上面,只见头顶上有一只巨大的臂膀带着X光放射镜头上下左右转动,最后一直伸展到我的胸前。这时,一位面容清秀、语气和蔼的中年女医生出现了,她一边将放射镜头固定在我的腋下,一边和我聊天。

“你家住清华吗?”她问。

“是呀。”我答。

“你知道谢XX吗?”

“当然知道,清华园里有名的老教授呀。”

“他现在怎么样?”

她这一问,可把话题勾引起来了。因为此时清华园里红卫兵正在造反。批斗、游街、抄家和劳改是校领导和老教授们几乎都经历过的。谢XX教授就住在我家前院,不久前刚刚被抄家。

我说:“他前些天被抄家了。那天我们都去看,大院子围满了人。我们看见屋里的柜子、沙发、桌椅都被搬到屋外,书也被一堆堆扔到院子里,红卫兵说是要找手枪和发报机,不知找到没有,但是肯定找到了蒋介石的大照片,藏在一本大画册里面。大家说他反动透顶!”

在今天看来,从民国版的图书中找出几张蒋介石的照片,该是正常之极的事。但是在“文革”中,谁家“私藏”了蒋介石像,那可是反革命的证据,就像说地主偷偷留着地契渴望变天一样。女医生听我这样一说,笑盈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她默默给我做治疗,从此没有再说话。

当天晚上,母亲问我治疗的情况,我讲到这位女医生。母亲和谢XX教授一家很熟,她大惊失色,说:“你怎么能和她说这些?她是谢XX的儿媳妇呀!”

于是母亲内心纠结了。她害怕我一番话把女医生得罪了。怕女医生把我也当成造反的红卫兵,不给我好好治疗。

我的放射治疗,按医院要求,开始后就要连续做,每周五次。可是母亲因为心里犯嘀咕,第二天她便不让我再去协和。几天以后,她带我去了日坛医院(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这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肿瘤专科医院。

我带着协和的诊断报告,转到日坛医院去做放疗。接诊的医生叫秦德兴,四十岁左右,是医院的青年骨干(他后来成为国内著名的肿瘤专家,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从这时起,一连七八年,他都是我的主治医生。

我的病,虽然是协和做的权威病理诊断,秦医生仍然不肯轻信。他要对此进行复核。记得曾经有一天他带着我从建国门外的日坛医院向西走,穿过一条条狭窄的街道和胡同,一直走到位于东单的协和医院,取回我的病理切片,为的是再次为我确诊。

我母亲还有一个堂兄,名叫刘国聪,当时是北京朝阳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也是一位老专家。他听说我年仅14岁便患了癌症,颇有些不敢相信,说会不会张冠李戴了?他也要“眼见为实”。于是他也找到协和医院病理科,亲自调走我的病理切片研究一番,最后得到确认:“人家没有弄错。”

三家大医院做出一致结论,我的病是板上钉钉了。但我那时好像没有考虑过死亡的问题。当然是不懂,对此病的严重性和预后情况基本无知。然而懂了也没有太当回事。记得有一天我到邻居家里去玩,看到人家书架上有一套精装图书,每一本都厚厚的,是《苏联大百科全书》。我随手抽出《医学卷》,找到“淋巴母细胞瘤”词条。云里雾里地看过整条解释之后,我注意到最后有一句话,“一般生存时限为4至6年”。读后居然有几分兴奋,指着书对邻家叔叔说,“书里讲的,这种瘤子在体内只能存活4至6年,然后病就会好。”那叔叔说话倒也爽直,他看了看书,便对我说,“你看懂了吗?这是说你只能活4到6年!”我大吃一惊,此后几天茶饭无心。然而几天后就把此事忘记了,该干什么还是照样干。那时清华园的孩子聚在一起,练打拳,学摔跤,我也跟着,有时还和别人打架呢。

秦医生确定的治疗程序也是每周五次进行X光深部照射,每个疗程3个月,但是他告诉我,至少要连续做3个疗程,9个月。不能住院,要每天往返。问题是路远,交通不便。我家住的清华园位于北京西北角,而日坛医院在北京东南角,每天要换乘三四次公交车,斜穿整个北京城。那时正是红卫兵大串联高峰,公交车一律不要钱,外地串联学生喊着叫着狂拥乱挤。他们是来北京等候毛主席接见的,一个个都那么兴奋而激动。我每天便默默地加入这样的人流,做的却是和大家完全不同的事,内心的沮丧和凄楚,不言自明。

此时,我知道自己中学的同学们也都纷纷到外地串联去了,他们戴着红袖章,坐上火车到全国各地点燃“革命”之火,有的上了井冈山,有的去朝拜革命圣地延安,还有的打着红旗背上背包重走长征路。一个个都好不神气,令我羡慕不已,心向往之。

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吧,那时父母反复用这句话安慰我。有病就要安心治疗。毕竟,他们可以为我创造相当优越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都能找到。日坛医院确实比协和医院在治疗肿瘤方面更加专业,治疗方案也更为周详。秦医生对我做了全身检查,发现我身上多个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淋巴结肿大。考虑到淋巴癌容易扩散,为了保险起见,决定在我的双侧腋下和双侧颌骨下(连同耳后)4个部位同时做X光深部照射。四管齐下,治疗和防扩散的效果可能更显著,然而对身体损伤也更大。尽管每次放疗时间很短,只一两分钟,不痛不痒,但是如果连续治疗一周,它就会杀死血液里一半以上的白细胞;如果坚持做一个疗程,它就会把皮肤都烤得乌黑焦糊。腋下皮肤糊了没人看见,但我左右两侧颌骨后面被留下两个名片大小的褐色方框,多年以后才渐渐褪去,那是很显眼的,常被人盯着看。同时,体内的器官也跟着受损。此后几十年我每次患感冒看病,医生检查我的喉咙,便会问我,你的扁桃腺切除了吧?我为了避免解释,便点头称是。其实,我从未动过这样的手术,我的扁桃腺,是活活被放疗杀死的。这也可以算是放疗的副作用之一。

癌症患者的心情,是影响康复的重要因素。放疗本身没有带给我什么痛苦,我接受治疗的过程,心情平静,波澜不起。但是,肿瘤的治疗环境却让我无法适应。首先是医生为我画的治疗标记令我难堪。为了在每一次放疗中将X光放射机镜头对准治疗部位,医生需要用紫红色的油墨在该部位画上一个方框。那油墨是不怕水洗的,一旦画上,经久不褪。对我来说,画在腋下倒是无妨,但是画在颌骨后面,等于直接画在脸上,影响美观不说,而且它是人人可识别的癌症病人标记,就像古代犯人脸上被刺字一样。这是我很难正视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敢照镜子,最怕被人问起此事。幸好很快到了冬天,在室外,我可以戴上羊剪绒的帽子,把护耳放下来,将脖子以上的部位盖住,但是回到屋里,帽子一摘,还是无法遮丑,这令我几乎生出做贼后担心被人捉住的感觉;其次,是日坛医院的就诊环境不佳。虽然那里的医疗设备都很先进,但是由于医院狭小拥挤,而危重患者多,成天病床担架出出进进,病人的呻吟声,家属的喊叫声连成一片,就是那些默坐候诊的患者,也大多面容枯槁憔悴,有些脸上还画着红框。我每见此情此景,便觉心口发堵,不禁把脸别向一边。

更令我心情压抑和苦闷的事发生在家里。

清华园是“文革”的重灾区,群众运动搞得异常激烈。我父亲作为外语系教授,原本在1957年挨过整,此时又被作为“漏网右派”,在运动刚开始时就被公开点名。随后又接连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苏联特务”、“间谍”等大帽子。1966年8月以后,我家连续被抄家两次,屋里的白墙上贴满大字报。父亲则多次被揪斗,在批判会上认罪。

这一切,使我的家庭气氛变得很糟。那时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人面对成天唉声叹气的父母,面对墙上那些“打倒”我父亲的大字标语。虽然,我并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有罪,但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出入入,我不由自主地受到牵连,被人当做“资产阶级狗崽子”和“黑五类子弟”,处处遭人白眼受人歧视不说,甚至清华园里我的小学同学知道我父亲挨整,也戴上“红卫兵”袖章,跑来我家门前喊口号,扬言要抄我的家,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幸好,我是在北大附中上学,那里的同学并不了解清华园发生的一切。我在自己的学校里,心情相对轻松。运动之初,一批以干部子弟为首的老红卫兵把持权力,打击排斥“黑五类”子弟,不让我们参与“革命”,我因此而回到家中,但是几个月过去,有同学跑到家里来告诉我,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又成立了其他红卫兵组织,比如“井冈山兵团”等等,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参加了,他自己就是“狗崽子”,现在居然担任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小头头,每天领着同学们写大批判稿,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会、批判会、辩论会。他的话让我感到兴奋和激动,为我带来无限憧憬,于是我开始向往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那时的我们是怎样地热衷于“革命”。

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的价值是以政治身份显示的。“革命”是一个关键性标签。如果没有这个标签,人的存在简直都没有了意义,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全部教育,都围绕着这一点: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人。但“革命”是要用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来证明的,它意味着必须亲身参与并在其中显示自己的坚定立场。在那时的我看来,当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临之时,自己偏居一隅,做一个旁观者,无论以什么理由解释,都是不可接受的。道理很清楚:在激情燃烧的革命运动中,谁能不热血沸腾,难道他是冷血动物吗?

到革命洪流中去,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我们这些一心要革命的青年的心声。

这时是1967年的3月,我放疗的第二个疗程进行到一半。按医生的要求,至少要完成三个疗程,还需要四五个月时间,而后观察疗效,决定是否再开更多的疗程。可是我等不及了。我心急如焚。我要尽快回到学校。当然,我知道,自己的病没有痊愈,突然中断治疗,是在拿生命冒险。也许,这一下就决定了我的命运,是个生死选择。但我不愿意多想这些。因为到学校去参加革命运动,这实在太有诱惑力了。在“革命”的感召面前,谁顾得了那么多?

此时我家住在清华西院,家门前有一棵百年树龄的大杨树,“文革”期间,清华造反派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成天对着我们吵吵嚷嚷,讲完话就唱歌,没完没了。有一派红卫兵组织创作的“红卫兵战歌”,更是一天不知要播出多少遍,它的歌词用的是林彪语录,内容是这样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这首歌男女声齐唱,很有些悲壮意味。特别是“完蛋就完蛋”一句唱完以后,还要齐声高喊“完蛋就完蛋”!歌词以不惜玉碎的一种绝决示人,令人印象深刻,故而被戏称为“完蛋歌”。

我当时反复听这支歌,不知不觉受它的感染和鼓舞。心里也想,要革命,还怕完蛋吗?完蛋就完蛋!想到这里,便觉热血沸腾,胸中升起一种浩然之气,自己忽然间变成了视死如归的勇士。

于是我把日坛医院的病历本扔在一边,瞒着家人,偷偷回学校参加“文革”去了。

1967年“五一劳动节”,一家人都放假在家。母亲让我把衣服换换,她给我洗。

过了一会儿,母亲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到我跟前,厉言正色地问:“你老实告诉我,这些天你没去医院,跑哪里去了?”

我知道事情露馅了。原来,前两天我接到日坛医院随诊组的一封信,询问我一个多月未去医院做放疗,是怎么回事?我把这封信顺手揣在裤兜里面,母亲在洗衣服时看到了。

我只得讲出实情。

母亲大发雷霆,对我咆哮:“你不要命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死人的事!”我无言以对。

假期结束,母亲决定亲自押送我回医院就医。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母命终不可违。记得我曾挣扎地表示不想再去医院,气得母亲真的动手揪我的耳朵。于是我只能低头跟着她走。

偏巧前几天,母亲也收到一封信,是上海的二舅寄来的。二舅刘国捷是上海华东医院的外科专家,他与北京日坛医院的肿瘤专家关曾文是好友。来信是想请关医生照顾我。于是母亲拿着这封信,带我直接去见关医生。

关医生很认真,立即找来秦德兴医生和孙燕医生一起为我会诊。孙燕在肿瘤学科上的造诣极深,后来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已经是日坛医院的头牌专家、学术权威。三位医生研究后对母亲和我说,我的病的主要危险在于肿瘤复发和扩散。前一阶段四个多月的治疗,疗效还不能确定,尚需观察。目前左腋下尚存的两个小肿瘤,直径都在1cm左右。如果不长大,应该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但是它们一旦长大,就属于复发,需要立即治疗,防止癌细胞沿着淋巴系统全身扩散。所以他们要我经常在腋下摸摸,检查肿块的大小有无改变。而且,也需要经常回日坛医院复查,最好每半年一次。

至于被我擅自停止的放疗,他们说可以暂不恢复,观察后再决定。我听了欣喜若狂,感到自己被解放了,仍然可以回学校“继续革命”。

但是几位医生反复叮嘱我,还是要静养,不能劳累,这种病极易复发,复发时一旦癌细胞扩散,便很难治疗。秦医生还举出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患上与我相同的病,经他的手治疗效果不错,病情得到控制,但是病人自己不注意,跟着红卫兵一起到外地“大串联”一个多月,因为过度劳累,引起全身性复发,再来日坛医院时,两只耳朵后面鼓起大包,整个头部都变形了。现在刚过几个月,此人已经不在人世。

我当时只觉得秦医生是危言耸听。我的心思早已飞回了学校。

临走时,秦医生给我开了一张盖有公章的医院证明,上面写着:“因此病治疗后易复发,请予该学生五年免体免劳。”

此后,我名正言顺地回到学校参加“文革”运动,不必再瞒着父母了。几天后发现因为学校停课搞运动,同学中不少住校生已经长期不露面了。宿舍楼里有大量空床,有的热心于政治运动的走读生擅自住了进去。反正现在整个学校处在无人管理状态,住宿也不要钱。我一直是走读生,此时见此景也动了心,索性搬着铺盖卷到学校住宿,和红卫兵的同学们同吃同住同“革命”,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这使我心情变得非常好。不仅因为脱离了父母的管束,精神比较放松,而且还因为远离了令我郁闷的家庭。前面已经说过,与父母在一起,我是另有一番苦衷的。

“文革”进入派性斗争阶段,父亲在清华挨整更厉害。两派轮流批斗校领导,父亲每每被拉去陪斗,戴高帽、弯腰低头“坐飞机”,每次几个小时,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父亲此时已经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心身体抗不住,万一摔倒,必遭红卫兵暴打不说,还很可能引发脑梗、心梗。所以父亲每天回家,都会面对墙壁屈俯身体站立一两个小时,以此锻炼挨斗的适应能力。那时我家面积已经很小,过去住的清华胜因院别墅型大房子在红卫兵“勒令”之下一让再让,最后全家彻底迁出,搬到西院两间加起来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东厢房。这房子,四口人住十分拥挤,除了床铺以外,摆不下什么家具,只在屋子当中架一只煤饼炉子供做饭用,墙边有饭桌、几把椅子和几只箱子。父亲这个大学教授,连自己的书桌和书柜都扔掉了。此时,看到父亲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自我练习“坐飞机”,我内心的苦痛难以言说。作为知识分子子弟,我性格中自幼形成的清高和矜持,以及我前段通过在学校参加革命运动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在这样的境况面前立即全部化为乌有。更要命的是,那些日子,清华园里自杀成风。很多教师不堪忍受造反派红卫兵的迫害,上吊的,吃安眠药的,投河的接连不断。清华有游泳池,还有朱自清写过《荷塘月色》的荷花池,都离我家很近,距离不过300米。此时这些地方成了自沉者的理想之地,沉落过不少冤魂。而我和母亲每每听到某某人沉湖自杀的消息,心惊肉跳之时,看到父亲挨整过后那张阴郁苍白的脸,便不禁生出万分的担心:真害怕他走那条路呀!

这样的环境令我窒息,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住到学校里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去参加“文革”运动,是去“革命”,而在我内心深处的潜在理由,是要逃出这个不光彩的家,远离这个令我难堪的清华园,躲开这个倒霉的父亲!因为一旦回到学校,我便可以放下沉重的家庭包袱,内心的一切纠结和困扰都不复存在,立刻变得神清气爽,找回自己作为一个“革命人”的全部感觉。

时间过得很快。就这样,我在学校宿舍里住了将近两年,交了一大批红卫兵朋友。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朋友们大多下乡插队了。我本人也面临选择,是留在北京当工人还是去农村做知青?母亲让我把医院开具的“五年免体免劳”证明给校革委会的领导看。那领导说,你这样的身体条件,要想留在北京进工厂根本不可能,因为体检你就通不过。去农村插队不需要体检,你能去吗?按理说,让你“免体免劳”,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只能在家呆着。

让我在家呆着?我是追求革命的青年呀,怎能做游手好闲之徒?于是我和负责学生分配的老师好一顿蘑菇。

终于有一个老师动了慈悲心,说他可以试试,争取在北京给我安排个适合的工作。几天以后,那位老师通知我说,已经联系好了,让我去颐和园,当园丁。

如此顺利就把事情办妥,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北大附中和颐和园有合作关系。“文革”前夕,学校已在进行教育改革,这包括“开门办学”,学生参加“支工”、“支农”劳动等等。我在北大附中读书一年,曾两次到颐和园劳动,每次两周,去了就是当园丁,做清洁工。整天左手提着一个长把手的洋铁簸箕,右手拿着一把扫帚,在楼台亭榭、假山假石中间转来转去做清扫。这工作,有个专业术语,叫做“剃山石”。因为在园里路跑得多,我对颐和园说得上是熟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楼一寓,一草一木都能叫出名字。记得我“开门办学”劳动回来以后,曾对母亲吹牛说:“颐和园里,除了女厕所,我都去过了。”

但现在面临的选择不同。让我一辈子去“剃山石”,我不情愿。主要还不是看不起清洁工,首先是因为去那里工作,连一个伴儿都没有,注定太孤独。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都下乡了。他们是为了在“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其次,我也一向觉得,革命青年一定要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有追求,这样才能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如果在颐和园里静悄悄地“养起来”,能干什么大事?岂不成了“关在笼中的金丝雀”?这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是受人鄙夷的。因为革命事业总是轰轰烈烈的嘛!再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假如留在北京颐和园工作,我就又要每天回家住宿,又要经常面对被打成阶级敌人的父亲,难道我还要重温做“狗崽子”的感觉吗?

回答当然是明确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乡,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去插队。这事我不敢和家里商量,因为我预料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我只能在既成事实之后,再向他们宣布我的决定!

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疾病的风险,但在这时必须豁出去,为了心目中的“革命”事业,拼了。我也想到过父母,他们都已渐入老年,且患有多种疾病,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的政策,我在两个姐姐都已离开北京的情况下,即使不出具医院证明,也是可以留下照顾父母的。他们也确有这种需要。然而,我的叛逆之心此时占了上风,更多想到的是自己不愿再受父亲的拖累。在这一刻,我做了绝情的决定。

我知道家里的户口本在一个没有上锁的小抽屉里。我将它偷偷拿出来,独自到五道口派出所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几分钟工夫,一个红色印章盖上,我的北京户口就变成了吉林省的农村户口。

晚上回到家,我拿着刚开具的户口证明,告诉父母自己要去插队了。

母亲大吃一惊,她瞪大眼睛问我: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自己把户口转走了?你知道你的病会让你死在那里吗?”

母亲愤怒了,她扬起手要揍我,但是她随即便痛哭起来,哭声很响,很凄惨,很悲凉。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见母亲这样哭过,那是一种哀嚎。边哭还边自责,连说:“我怎么忘记把户口本藏起来呀!”

此情此景,几十年来一直牢固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一旦浮现出来,就让我深感心痛。我内疚,觉得自己当初少不更事,完全不了解母亲的爱子之心。我的鲁莽和草率,我的反叛和自以为是,让母亲心碎了!

后来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由于这个决定和我吊诡的癌症经历搅在一起,使我无法做出理智判断。但从情感上,我很惭愧,无法原谅自己当初的自私和对父母的绝情,置他们的老弱之身于不顾,孤身一人逃亡到千里之外的东北农村。

此时父母应该也很纠结。特别是父亲,对我执意离家出走,他一定懂得我的心思。但他被扣着一堆政治帽子受审查,也不便阻拦儿子要求“革命”,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临行前,父母特意带我去了趟王府井百货大楼。母亲提议为我买长毛的羊皮大衣,父亲赶快提议为我买长筒羊毛靴。他们大概认为,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让我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穿暖一些,其他的都管不了啦。

1969年4月,我与北大附中的30名同学一起,来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安县农村。今天的人们未必能理解,我们当初都是把这当作一项革命事业来参与的,可谓豪情满怀,壮志凌云。虽然,毛主席说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记得,毛主席也说过,“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认为我们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这就意味着要靠我们来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以我们下乡,是怀着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一种“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劲头,一心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因而干起活来总是拼尽全力,冲锋在前,无论多脏多累,都争先恐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时的口头禅。

刚下乡时,我写信向母亲报告情况,讲到自己在农村如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下就把母亲讲毛了。我的淋巴癌本来就没有痊愈,母亲害怕如此的高强度劳动引起肿瘤爆发,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于是她便给我下乡的公社、大队领导写信,要求人家对我加以照顾。

但是,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也有一定之规。你拿成人的工分(10分),如果净干轻活儿,那对其他社员不公平。所以生产队长知道我的病情以后,就对我说,“没有那么多轻活给你派。你身体不好,少干两天就是了,干一天休息一天,少挣几个工分得了。”可我生性好强,不是为了工分,而是不愿被人轻视、被人讥笑,当作东北人所谓“病秧子”、“街溜子”,所以累了也不休息,一直在苦苦坚持。在农村五年半,庄稼院里的农活,简直是没有什么没碰过。播种施肥,铲地割地,垛墙盖房,脱坯垒炕,刨粪积肥,放牧看青,割草搂柴,打谷扬场,修渠打井,跟车送粮,可谓十八般武艺都学过干过。最考体力的是给公社粮库送公粮,要扛着180斤的粮食麻包踏上一尺来宽的狭长跳板,一路颤颤巍巍地走到两三层楼高的粮垛前,扯开麻包的一角,身子一斜,肩膀一抖,将粮食刷地一下倒入粮垛中。我记得自己在跳板上两腿曾经不由自主地颤抖,几次因重心不稳险些跌落。然而硬挺着过来了,还很有几分成就感。

在农村,精神自由,空气新鲜,心情大好。每天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欣赏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与老乡们一同在田地里劳作,边聊天边嬉戏,时间久了,便让我把自己患病的事丢在脑后。该怎么干活,怎么生活,一切都和健康人没有区别。只有母亲来信,还在时时提醒我、告诫我:要注意,要小心,别太累,别拼命。我基本是当做耳旁风。除此之外,还有日坛医院的随诊组,他们也是不断勾起我这一段伤心历史记忆的人,我曾对他们极其厌烦,但是他们的责任心确实令我感动和敬佩。自从我1967年5月离开医院以后,他们坚持每年两次给我写信,询问我的病情发展,并寄来专用体检表,让我在当地医院复查时填写,然后再给他们寄回。这项工作,他们至少坚持了20年,我不搭理他们,他们依旧如影随形地跟踪着我;我每走到一处,他们就跟到一处,想甩都甩不掉,也不知他们是怎样得到我的联系方法。直到80年代后期,我早已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多年以后,我反复告诉他们我的病已痊愈,要求他们停止随访,他们才不再来信。

当然那些年,我一旦回到家里,母亲定会督促我去日坛医院复查。因为下乡在东北,冬天寒冷,没有农活干,农民们都在“猫冬”,我们这些知青自然就会回北京。所以我年年冬天都会去医院找秦德兴医生。去了也不用挂号,秦医生在哪里,我就找到哪里。有时在诊室,有时在病房,有时在实验室,只要看见我,他便就地给我检查。一直到1974年,这时距我淋巴癌发病已有8年,秦医生在给我做了一次全面体检之后,对我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你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他又摸了摸我左腋下的两个小小的肿块,说,“我相信这里的癌细胞已经死光了”。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恶性肿瘤在我逃避治疗之后竟然痊愈了。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把自己的癌症故事讲给年轻人听,他们会觉得难以置信,匪夷所思。

有病不治还去下乡,是不怕死吗?

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其实不是不怕死,而是没有想到死。

尽管母亲总有不祥的感觉,时时提醒我是身患重病的人,必须处处当心。但是因为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全身性症状,不痛不痒不发烧,我自己没当回事,只以为母亲是危言耸听,吓唬人。

直到不久前,出于好奇心,我查阅了一些医学论文和研究资料,才发现,当年我患的“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竟然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在诸多类型的淋巴癌中是最为凶险的,患者死亡率也最高。

例如《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有文章对28例儿童及青少年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做了临床治疗及预后分析,作者跟踪两年的结果是,28人中存活13人,死亡15人,占54%,死亡原因是疾病进展和复发。至于两年之后,5年和10年的死亡数字,作者未做统计,但已可想而知。

再如《白血病·淋巴瘤》杂志2012年第11期,一篇论文谈到有医生对105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发现患者普遍发病快,死亡也快,中位生存期仅为36个月,一、二及三年生存率分别为66.67%、48.81%以及20.69%。

又如《中国癌症》杂志2003年第2期,有文章讲到医生对36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跟踪随访12年后,已有30人死亡,生存率仅为16.6%。

这大体可以代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现代医学对这种癌症的治疗水平。相信在我国半个世纪前的医疗和诊治条件下,此病患者的死亡率要更高些。这不能不令我触目惊心。想到自己当初的冒险行为,不禁有些后怕。

当然,这些论文在谈到此病“预后较差”的同时,也说它对放疗、化疗较敏感,一些病人能得到“缓解”甚至“完全缓解”,但它又“极易复发”,还有相当高比例的病人“合并白血病”。同时,青少年患者的预后比成年患者要好,有少数患者可以痊愈。

看来,我就是那少数的幸运者之一。但是,为什么幸运之神会关照我呢?

回顾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试图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

我之所以会罹患此病,当时医生是说不清的,只以“病因不明”四字回答。但是现在的医学科学研究,认为细菌和病毒感染都有可能引发淋巴系统的肿瘤。我在1966年6月左小臂被电烙铁烫伤导致感染,这很可能是我左腋下生出肿瘤的诱因。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治疗还算及时。虽然最初也经历误诊,但是协和医院在3个月后以病理化验为我确诊,使我立即转入了对症治疗(放疗)。也要特别感谢吴蔚然医生和我的大舅,他们在活检手术中临时决定切除肿瘤,去除了我体内最大的隐患。如果当初只是活检,那么以后的治疗就会复杂得多,结果也就难以预料。记得事后我大舅说,他作为协和医院的医生一向是反对给病人做活检的。已经开了刀,见到肿物不切除,只是取出一点细胞组织去化验,这种方法风险很高。因为如果肿物是坏东西,你用活检刺激它一下,可能导致它爆发性增长,或者扩散。所以他才坚决要求吴医生为我将肿物切除。

接下来的放疗是针对左腋下未被切除的两个较小肿瘤和其他部位可能存在的肿瘤。3个疗程我做了一半,中途逃跑,现在看来,也未必是错。记得那时放疗对我的白细胞杀伤极大。每周一去医院放疗前都要先验血,白细胞通常在6000以上,到周五经过5次放疗以后再一验血,白细胞就只剩不足3000了。周末要回家补充营养,休息两天,下周一再来做放疗。我猜测,如此连续治疗,让白细胞数量总是大起大落,是很容易激发白血病的。为什么有的医学报告显示,此病患者合并白血病的比例甚高,是不是与放疗杀伤白细胞有关,值得研究。因为当代医学科学已经证明大剂量的X射线在人体上的应用,是引发白血病的原因之一。而我的放疗,使用的正是X射线。所以,我少做了一个半疗程大约四个多月的放射治疗,大量降低了X射线的辐射,这或许也是我幸免于白血病的原因呢。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至于我的放疗效果,以秦德兴医生的经验判断,一是有效,二是治疗不彻底。因为以往同类病人放疗至少要做3个疗程9个月,而我却半途而废,这样肯定不能把癌细胞赶尽杀绝。所以我确信自己在一个时期之内,是属于带癌生存,因为我左腋窝里一直有两个直径1cm左右的肿瘤,随时伸手都能摸到,它们的性质应该和被切除的肿瘤相同,这是我在协和做活检时,吴蔚然医生和我大舅都亲眼证实了的。它们是两个活生生的癌肿。当然,即使没有这样的肿块,也不能说明病已痊愈。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患者即使做了手术和彻底的放疗、化疗,此病也仍然有很高的复发率,多数死亡者是因为复发。而复发大都出现在治疗后的五年之内,所以医院给我开出“五年免体免劳”的证明。

然而,我却以回到学校参加“文革”运动和到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度过了这个危险时期。简直似有神助,令人费解。思来想去,我以为自己转危为安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因素。

病愈多年以后,我读到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总编辑诺曼·卡森斯,他的著作原题为《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Illness),于1979年出版,中译本改题为《笑是治病的良药》。卡森斯在书里讲他自己1964年曾患有绝症,医生认为治愈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二。他于是拒绝治疗,搬到一家廉价旅馆,每天吃大量维生素C,观看娱乐节目,让自己哈哈大笑。后来他的病竟然神奇地不治而愈。此后,他继续从事反对核武器、宣传世界和平的活动,曾获得1971年的联合国和平奖章。卡森斯坚信积极正面的人生观,充满希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抵御疾病的困扰。他将自己的经历发表在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1984年,好莱坞还据此拍成电影。这个故事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千多名医生写信与他交流。他们认为卡森斯为现代医学开启了一扇窗,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身体的自愈能力。卡森斯后来还被加州大学聘请为医学院教授,专门研究人类情绪抗病的生化作用。

这个故事表明,积极情绪是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的钥匙,绝症患者要康复,先要摒除内心的负面情绪。联系我当年的情况来说,逃离家庭,回到学校是我摆脱思想苦闷,克服内心焦虑的第一步;及时地加入“革命”队伍,这是针对我当时心病的一剂良方。我相信身体的自愈也是从此时就开始了。但是,此时毕竟处在“文革”中,我作为“黑五类”的“狗崽子”尽管没有遭到打击迫害,也还是有一团阴影笼罩在头顶久久不散。真正让我获得心灵解放的是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天地变了,人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农村的老乡们不懂政治,不搞阶级斗争。知青们来了,管他什么家庭成分,只要“任干”(干活肯出力),就是“好家伙”(好样的)。在那里,一个人对于所谓“革命事业”的价值,不是靠“红五类”家庭出身,也不是靠高喊革命口号,而是用努力干活来证明的。老乡们善良、包容,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老实正派,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些人的父母在挨整,也全不介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思想负担完全卸下,虽然终日劳动身体劳累,但是精神轻松,心情舒畅,生活快乐,笑口常开。回想过去,我迫不及待回学校参加“文革”,无非是想要证明自己“革命”的社会价值,但因为总被“红五类”轻视,还是难免郁闷,如今在农村,几乎不靠政治表现,这种价值却被毫不费力地证明了。因为积极上进,我受到公社和大队领导的重视,竟然接连获得提拔重用。1972年我在尚未入团的情况下,居然先已被乌龙地任命为大队团总支委员,然后再补办入团手续;1973年我又被任命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了知青的头头,农村的干部。获得这样的社会肯定,令我的精神很自然地转入振作和兴奋的状态,消极情绪被扫除一空。从那时开始,我的心态变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一直在我的心中常驻。

同时,我以为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有氧运动”,这对我疾病的康复也是有益的。卡森斯用笑来治病,理由之一是他强调康复需要一定的运动,而大笑可以增加人体的运动量。的确,现代医学研究已经证明运动能提高自身免疫力,抵抗癌症的侵袭。

不过,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当年的所谓“革命”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是带有几分可悲和滑稽的。诚然,青年时代的激情和理想,作为一种昂然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社会担当,有其值得珍视之处,这或许是支配我一生的动力之一。但我那时对于“革命”的理解却十分无知和偏狭。就拿当初抱着“完蛋就完蛋”的心情回校参加政治运动来说,自己在其中刻意追求、无限热衷的东西,例如期望做一个“文革”中的坚定革命派,这种价值认同随着历史变迁,已显示出荒谬和可笑。但是,我需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正是这些夹杂着无知、偏狭、荒谬和可笑的激情与理想,竟然支持着我与病魔周旋多年,直到助我死里逃生。

人生真是吊诡,造化真是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