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 · 我总是矛盾着 | 冯小刚说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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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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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我要是紧张了,就容易出汗,手心脑门出汗。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有机枪扫射似的。

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绊绊,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个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我从小在北影大院长大,从小看过太多著名的演员,比如于洋、赵子岳、张平等。街坊邻居都是全国闻名的大演员,有时我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回家就看见他们骑着自行车,筐里装着刚抢购回来的大白菜,好像刚从银幕上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李敖写了一本书叫《上山下山》,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上课。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

(摘自《大家文摘报》,并收录于《读者参考》138期)

冯小刚:说说葛优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优:“干吗去呀,葛爷?”葛优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优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优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葛爷确实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个场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华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姜文发现后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的确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最佳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我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听到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儿》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另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晓龙马上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让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的记忆摸到葛优住的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人应,再敲门,邻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问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和在《顽主》里的神色类似,现实中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牌香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已经一口气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之后,葛优表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晓敏,上她的《大冲撞》,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的是主角,一号人物,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的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晓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你对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晓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上张晓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你得罪了张晓敏,演的却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儿。”

事后,郑晓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